今年7月30日，是我国著名水文学家、新中国水文高等教育的奠基人、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社员刘光文教授百年诞辰。
刘光文于1998年3月6日在南京病逝，享年88岁。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将遗体捐给南京医科大学作教学科研之用。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他所钟情的水文事业，贡献给了他所挚爱的祖国！
心在水文，坎坷奋斗数十秋
刘光文，字博如，浙江杭州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后任清华土木系助教并考取留美公费生，1936～1938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和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获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是时正值国势阽危，中华大地遍燃抗日烽火，气节凛然的热血青年刘光文“返乡奔赴国难”（摘自其本人所作《诉衷情》词句），全副身心地投入工作，实践他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先后在广西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任教授，并在重庆中央水利实验处研究组任专员，从事黄河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光文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同时兼任复旦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禀性刚直方正，是非分明，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深恶痛绝，对爱国学生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护他们，学生对先生也非常敬重。刘光文把祖国的未来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满怀期待地关注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在上海解放前夕，他诚恳地劝说、挽留一批同仁留在大陆，不要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还记得当年我们所发‘让祖国大地河山繁华超过莱茵河’的愿望吗？可别让之成为终身遗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为了适应国家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一所汇聚了大半个中国水利系科的高校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在南京建立。这所高校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15年由我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以及沈泽民、曹壮父等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先驱战士曾在老“河海”就读，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华东水利学院的首任院长为钱正英，第二任院长为冯仲云，而刘光文是当年学校拥有的四位一级教授之一，与港工专家严恺院士、力学专家徐芝纶院士等齐名同辉。他受命从零开始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个水文专业、水文系，延揽了施成熙、张书农、叶秉如、赵人俊、周恩济、詹道江等一批专家教授，引进编译了一批国外最新的高水平教材，使之一开始就建立在国际水准的基点之上，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是我国唯一的水文全国重点学科，而且在2002年又以全票评审通过继续作为全国重点学科，发展至目前的水文水资源学院，其学科水平一直保持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至今已培养出本专科毕业生、博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共万余名，他们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水文事业发展的中坚和骨干力量。
刘光文在河海大学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工作数十年，倾注了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精力，他的高尚人格和做出的杰出贡献有口皆碑。他曾任水文系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水利工程学科组成员，全国水利水电类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他还是江苏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1960年夏天，刘光文赴京参加九三学社中央扩大会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尽管在反右倾、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刘光文几乎都难逃“学术权威”的厄运，受到过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如一、不改初衷。直至他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嘱咐在病榻前侍奉的子女，要他们在南京买一套房子，让正在美国读书的孙儿刘研将来学成后回国效力。
心在教坛，一瓣心香付学梓
提起刘光文教授的“数学脑袋”，在学校，在业界赫赫有名。河海大学谢悦波教授讲了这样两件事：1988年暑假期间陪同先生驱车前往响洪甸水库参加成果鉴定会，途中停车在路边买了一堆西瓜。瓜农刚放下秤杆，刘先生马上报出该付多少钱，让准备拿出计算器计算的谢悦波惊讶不已。还有一次是在工作之余，谢悦波和一位30来岁的研究生做对家，同刘先生和另一位70多岁的淮委原总工郭起光先生做对家打桥牌，自认为水平不低的年轻人竟然不是老先生的对手！
当然对于刘光文来说，这只是牛刀小试而已。他精通英、俄、德等多门外语，开设双语教学得心应手。尤其是他超乎常人的数学和概率统计等方面扎实的功底，在课堂上发挥得畅酣淋漓。他是系主任，但长期坚持在第一线为学生上课，讲授河川水文学、高等水力学、应用数学、水文分析与计算等多门课程。他授课经常不带讲稿，深奥的内容，冗长的公式，他了然于胸，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刷刷刷一气呵成，毫无偏差又生动易懂，引人入胜；答疑也是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让学生们领略了大师的风范。
让学生钦佩的还不仅仅如此。水利部南京水文研究所所长吴正平回忆恩师时说：“先生授课内容新颖。当时我喜欢去图书馆，查找老师所编讲义的来源，以便于系统学习，同时也可摸摸老师的‘底牌’。可是先生讲的三门课程都不容易找到，例如水文频率计算、欧拉方程分析等，花了很多时间，翻阅了许多书刊才发现它们取材于许多专著和有关学术杂志，而且很多是最新出版的。这使我不仅得到了较广泛的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我翻阅参考书的能力。若干年后才知道讲义中许多内容是当时水文学科的前沿，许多年后也不感到落后。”南京水文研究所副所长张海伦、河海大学张二骏教授说，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也极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就给我们开了一张总计109本之多的参考书目，其中有英、俄、德、法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文本。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不要随便“涂鸦”，出书不能抄袭更不能剽窃，靠这个作为“敲门砖”来成名成家、名利双收是可鄙的；同时他又认为，如果学习研究有了一点心得，确属真知灼见，那就应该留给后人，才算对得起事业和对得起自己。
刘光文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教书和育人上精耕细作。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带研究生，弟子们都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河海大学朱元甡教授说：“我在就读研究生期间，有幸得到先生指导，在撰写论文阶段，有机会经常向先生请教。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先生对我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都做了认真的复核，对论文的部分重要段落，逐字逐句地修改，使我从中获益匪浅……”刘先生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不但在学生求学期间恪尽导师之责，指点方略，而且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同样给予满腔热忱的帮助，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信必复，爱才惜才。
中南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安申义1974年撰写了一篇论文《关于立波的传播速度和溃坝洪水的起始条件》，邮寄给先生指教。刘光文不仅自己仔细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还请其他教授一道评阅，一个月后随稿寄回并进行鼓励。湖北省水电学校高级讲师陈金銮、该校党委书记丁之江在做雨量站布设的规划课题时，亟需知道最佳雨量站密度的理论依据，于是写信向先生请教。刘光文很快寄回一份长达万余字的译文手稿，并附有个人观点……先生如此认真、厚待，使学生深受感动。
1983年5月，水利部黄委会教授级高工马秀峰接到刘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很久以前我审查过你的一篇题为《计算水文频率参数的权函数法》的论文，最初我是不赞同的。尔后反反复复考虑，又觉得你的论点似有一定道理，因此就让我的研究生用100个不同参数的理想样本进行还原计算，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没有想到，权函数法具有最高的还原精度。”信的末尾邀请马秀峰来校担任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信中还鼓励学生尽快对原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充实，争取在《水文》杂志上发表。这件事对马秀峰的震动实在是太深刻了，因为他作为权函数法最初的探索者，在当年接到水利学报退回的文稿以后，整整20年没有再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试想，如果刘先生不对权函数法进行重新研究，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更改原来的观点，那么后来得以发表的这篇论文，必将只能是永远石沉海底。
更让中国水科院冷却水研究所所长陈惠泉不能忘怀的是，当年毕业离校前夕，刘先生邀请他共进午餐，席间语重心长地对学生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你以后做工程师，一定要有engineer’s character，严谨、一丝不苟；第二点，你身上有个小毛病，太粗心，要改。”陈惠泉说，“先生一席话沁人肺腑，让我受益了一辈子。这是送给我的最宝贵的毕业礼物！”
心在江河，雄才大志薄云天
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主要研究地球上水的形成、分布和运动规律，以及水旱灾害防治、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环境改善与保护和水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并与现代量测技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相结合，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刘光文教授不断探索新的水文学科领域，结合实践，主编了中国水文学界最有影响的《水文分析与计算》、《英汉水文学词汇》、《应用数学》、《水文统计及近似计算》等著作与教材，审订了《水文统计常用图表》，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论文，参加过我国多座大中型水库设计洪水的论证审查，为水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主持三峡工程设计洪水的研究，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气象学家谢义炳等人早年也参加过这项工作。之后几十年日臻丰硕的成果，为三峡工程上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修建三峡工程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洪，三峡水库可以滞蓄222万亿立方米的洪水，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建设免受洪水威胁；其次，三峡水利枢纽的形成能够托宽长江水域，改善川江航运条件，使万吨级船队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可以直抵重庆港；第三，三峡电站装机26台，总容量达1820万千瓦，年均发电力量可达468亿千瓦小时，相当于每天从滚滚东去的江水中得到1亿元的财富；此外，三峡枢纽工程也为长江上游的水能利用和滚动开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提出三峡建坝的设想，到1993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有人概括为：“梦想70余载，调查50多年，论证40多个春秋，争论了30多个冬夏。”论证、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洪水问题——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175米，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庞然大物，而荆江河段的两岸地面低于长江洪水位几米至十几米，不是悬在人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溃决，它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
三峡工程，能不能确保无虞？这要有长江最大洪水睡了算。
刘光文领导的学校三峡科研团队会同长办（现长江水利委员会）、中科院等单位，博采众长，克难奋进，创造性地提出用天气型组合等方法推求长江三峡的可能最大降水、可能最大洪水，不仅为后续的三峡工程可研、初设等工作提供了借鉴，而且开创了我国水文气象途经估算工程设计洪水的先例。随之，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委托长办开办了水文气象研习班。1975年8月河南大水后，为复核已建水库的设计洪水，在全国开展了可能最大降水等值线的研究和绘制工作，并在工程设计中广泛使用。以此为基础，可能最大暴雨洪水计算正式列入《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刘光文严守职业道德，不闻“风”而动；尊重科学的客观规律，不畏压力，敢于直言。在开展三峡工程设计洪水研究之初，受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影响，有人提出要研究出洪水频率计算中的长江线型。刘光文很坦率地指出：“数理统计是一项高度归纳的科学，如果一种线型只适用于长江，而不适用于其他江河，那就不是科学。”坚决否定了单纯研究长江线型的提法。1984年，刘光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三峡工程设计洪水专门讨论会，在会上，他除了极为认真地发表见解外，还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当时有人根据传说及对个别题刻的片面理解，推断嘉陵江“洪化”年洪水比1870年最高洪水还高出40～60米，并上书中央有关领导，认为修建三峡工程风险太大。刘光文顶着压力，根据长江114年的实测洪水资料及调查到的迄今840年以来的历史洪水，批驳了这样的推断，并批评这种不科学的态度是“哗众取宠”。他的发言鞭辟入里，获得了与会人员的广泛支持。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个问题。
1988年至1992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工作相继完成。刘光文作为三峡工程水文专家组顾问，参加审查通过了相关成果。他对三峡洪水频率计算中由于缺乏足够资料，1870年历史洪水点据“高挂”问题一直萦绕于心，积极建议、大力支持河海大学詹道江教授等人和长江委水文局合作开展古洪水研究，采用水文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地层学，年代学等多种现代化科技手段，综合研究三峡坝址附近古洪水沉积物，以期推算特大量级历史稀遇洪水重现期。以期得到年代更久远的古洪水信息。1990年至1993年，长江三峡工程古洪水研究在他的关怀、指导和直接参与下，终于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开拓型研究成果，得出1870年洪水是距今2500年以来最大洪水的结论，并进一步论证了三峡洪水频率计算成果的科学合理性，向世人昭告三峡工程设计方案充分可靠，万无一失！
对待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刘光文同样坚持自我所独有的倔强和勇气，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河海大学许大明等教授说，上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建设。对于礼聘来校授课的列宁格勒气象学院专家所做出的贡献，刘光文给予高度评价，并亲自编译校订专家讲义，翻译出版专家著述，做了大量工作。他是积极介绍苏联水文科技成果最早的科学家之一。但他同时也看到，苏联与中国由于地域不同，洪水形成条件存在差异性，如苏联多融雪洪水，而中国为暴雨洪水，因此在推求设计洪水的途径上有所不同，专家的意见往往也有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针对治淮工程中传出的在软土地基上不打桩建闸的所谓“苏联先进经验”，刘光文上课时告诫学生：“一个工程要花大量金钱物资，我们要向人民负责。这个闸的土基试验资料我看过，根本不行，这简直是胡闹……”而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唯苏联专家意见是从，轻率决策，刘光文更是不以为然，曾点名批评某专家的错误规划思想。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使用了“如缘木求鱼，鱼未钓上，钓上了蛇”这样的尖锐词语。
刘光文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至晚年仍孜孜矻矻，终日致力于学问。他编著的《英汉水文学词汇》一书，几万条词汇，几十万个中英文字符，均是亲自动手注释、校对，历尽数年得以完成；他1997年面赠美国大气海洋管理总署天气局、水文局专家林炳章校友的一篇论文《皮尔逊Ⅲ型分布参数估计》，虽已正式出版，但仍用红笔蝇头小字再次校阅和补正，难能可贵的是他用手动计算器对几个附表的数据一一重新校核过，改正的数据都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他甚至不惜在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调整方向，不遗余力，与时俱进，力推学科不断进步与发展。
1997年水利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水文计算进展问题和展望学术讨论会”，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刘光文在会上作了题为“设计洪水亟待革命”的长篇报告，讲了将近3个小时。他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了现行设计洪水方法的改进意见，剀切陈词，呼吁科技工作者“不要再守株待兔、依赖外国、迷信外国。要从速急起直追，为祖国人民诚心诚意服务，努力进行设计洪水革命吧”！
心在他人，人心凿凿有丰碑
刘光文教授天爵常修，行仁倡义，公私分明，待人宽容厚道，一辈子坚守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
河海大学周之豪教授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三位青年教师要翻译一本刚从国外带回的专业书，请刘先生把关。大家分工译出初稿，由刘先生校译、统稿，然后我们分工誊清。从底稿上可以看出，刘先生反复校改了多遍，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仔细推敲，甚至把改过的译文还原后再三斟酌，比我们付出了更多艰辛的劳动。在译著的署名上，我们的意见是封面上只写“刘光文主译”，年轻人的名字在前言中反映，刘先生无论如何不同意，一定要在封面上写四个人的名字，而且在他自己的名字后面不加“主译”二字。译著出版后不多的稿费，刘先生也坚持按各人所译的页数分摊，绝不多拿一分钱。
同事和学生都知道，刘先生出差从来都是只买火车硬卧票，下了火车就乘公交而不愿打出租。两位研究生曾经有过要为先生购买软卧票受到严厉批评的经历，尽管让先生坐软卧是校领导的指示，他也坚辞不受。河海大学黄振平教授说：“有一次刘先生从北京因公出差回来，当时作为学生的我要去为他办理报销手续。先生说这次就不报了，因为他办完公事后又顺便看望了在京的姐姐，处理了一点私事。”“先生还经常自掏腰包，宴请来校访问交流的专家学者，而且从来不声张。我还是听他的小孙子无意中说出来的。”刘光文的夫人嵇静仪老师原在教务处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与不少教授夫人一起响应号召退职回家。后来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一些人又重新安排了工作岗位，但刘光文从来未提起过家属子女问题。直到80年代嵇老师去世，校党委书记李法顺带着丧葬补贴前去慰问，先生以夫人不是学校职工为由谢绝补贴，而且绝无协商余地。
刘光文居所陈旧，面积也十分局促，常让前来拜访的同行、同事、学生感到意外。他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卧室兼作会客室，紧靠墙边放着一排一人多高的旧书柜，摆满了国内外出版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资料，因柜子不够用，床边的地板上也堆放着书籍。床前是一张老旧的办公桌，先生多部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出来的。他习惯于晚上伏案工作，往往从深夜直到清晨。
在生活上，刘光文一向节俭朴素，几件旧衣服一穿就是几十年，他认为再多就是浪费了。他甚至还向学生传授过一个省钱的“小窍门”：钢笔墨水用完后不要成瓶买，零拷的也一样好用，这样最实惠。按说一级教授的生活水平不至于如此清苦，但不大为人所知的是，刘先生一辈子疏财仗义，鄙屣各种身外之物。早在抗战胜利之初，他去天津卖掉一幢豪华祖宅，资助几位困难朋友，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副义齿。河海大学张长高教授记得1958年的春天，对于他和夫人任林一来说却像严冬，因为夫妻二人同时被错戴右派帽子，工资待遇降低，生活拮据，一些原本熟识的人也由于各种原因尽可能地避而远之，以免受到牵连。就在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刘先生不避凶险登门看望，赠送一笔生活费，还再三交待他们要自爱身体，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张长高教授提起往事，百感交集：“我们两人一下子都呆住了，到现在也想不起当时对刘老师说了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说，只劝他赶快回去，以免被人发觉。我们激动万分，竟在他走时也没有想起来应该送一送！”……平时学校、院系组织赈灾募捐等活动，刘光文总是捐款最多的。至于还有多少同事、同行、学生得到过他的资助，谁也说不清。
大师远逝，风范长存，永远激励着后人继往开来，为光大祖国的水文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