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道江

我与刘光文先生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初识，抗战胜利后同在上海交大任教，1952年又随先生来到华东水利学院，可以说和先生是一辈子在一起。岁月倏忽，现在先生逝世已经十年有余，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嘉言懿行，在我的心中还是那样的鲜活，永远也不会磨灭。

年轻时的刘先生就是名气很大的教授。他上水力学课讲的内容很深，思路清晰敏捷，很长的计算式子，他一眼就能看出结果等于多少。我当时给先生当助教，随班听课，批改学生作业，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生怕跟不上他的思路。学生对刘先生也非常敬畏，普遍学得认真刻苦。考试时我看到有学生紧张得拉计算尺的手都在发抖。但先生对人宽厚，每次考试下来，很少有学生不及格的。

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郭洛什柯夫应聘来华水讲授“径流及水文计算”课程，除本校教师、研究生外，全国相关高校专业教师和技术干部都来听课。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对专家只讲苏联的融雪洪水，不讲中国的暴雨洪水意见很大。刘先生让我向学员们解释：你们要知道，他不是不讲，是讲不出来。苏联与中国由于地域不同，洪水形成条件存在差异性，专家授课内容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不能让人家为难。尽管就实际水平来说，刘先生的学问在苏联专家之上，但他始终以谦虚好学的态度，理解、尊重、支持专家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专家回国后，苏联第一块牌子索柯洛夫斯基教授也表示愿意到华水讲学。后来因中苏关系恶化，没有来成。当时授课没有现成的教材，每天上课使用的讲义，都是先由专家工作室彭泽来译出初稿，我看几遍改错，刘先生最后把关定稿，第二天拿出来印发给大家。而讲义稿到先生手上的时候，往往已是午夜时分，他要搞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不睡才能完成，几乎天天如此，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刘先生从零开始创办新中国第一个水文专业 、水文系，他为此呕心沥血几十年。创办初期缺乏教师，缺乏教材，缺乏设备，一切工作事无巨细都靠先生亲力亲为，甚至在河中间测水，钢缆怎么在岸上固定，机械设备怎么安装使用，都是先生亲自设法解决。今天的水文水资源学院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在中国乃至世界水文学领域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与刘先生打下的坚实基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前苏联搞水文学研究比我国起步要早，基础要好，但他们成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水文教学科研中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刘先生这样的大师啊！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有体会，刘先生一辈子绝不炫耀，淡泊名利，只知奉献，专门利人。谁有文章、论著求教于他，他都会认真仔细地帮助修改把关，不仅每一个数据都亲自核算准确，而且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精雕细琢。有一次徐芝纶院士问我：“刘先生最近在忙些什么呢？”我说：“他自己顾不上写文章，别人要他帮忙，他热心得很哪！”徐院士要我转告刘先生，年纪大了，再不留点东西给后人，来不及了！刘先生听了这番话似有感悟，此后也陆续有论文问世。实际上他还是准备写几本书的，晚年也收集了大量资料，就是没有来得及成书。可以说，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学术宝库，但没有把开启宝库的钥匙留下来，这对先生本人和我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我从刘先生学习水文学50年，工作上更是始终得到了他的直接关心、指导和提携。先生早在上海交大时就讲要编写一本中国的水文分析与计算这方面的书，后来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编撰的《工程水文学》得以完成，现在已经搞到第四版，第19次印刷，发行量十多万册，成为全国高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这是刘先生交给我的一项工作。下面的修订再版已经交由水文院年轻人接手了。

刘先生提出的天气型组合法，至今仍是世界上推求可能最大降水/洪水的唯一方法。但对于三峡工程需要而开展的古洪水研究，刘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截至目前为止，现在水文频率计算方法中还只能数这方法比起来是最优的……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本项研究专题。”从响洪甸到三峡，刘先生多次参加古洪水研究成果评审鉴定会，参加会议的二三十位专家中，只有刘先生一人不顾高龄和天气炎热，亲自踏勘现场考察取样。现场可不是容易去的，它们都在江边的悬崖陡壁之上，汽车贴着绝壁行驶，一不小心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有的单位要和我签定生死合同，出了事我是要负责任的。刘先生多次鼓励我们说：“这个方法思路新颖，成果可靠，大有前途。”过去的30年间，随着世界范围洪水灾害的加剧和极端水文事件频率的增加，促使古洪水水文学有了很多新的发展。由于古洪水数据降低了长重现期洪水估计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洪水频率分析计算及洪水风险分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它在分析气候变化规律和成因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等。目前，古洪水研究成果已进入国家相关规范，除了在国内各流域广泛应用之外，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西南部，澳大利亚北部和中部，印度、以色列和南非等国家都在用，一些研究工作在西班牙、希腊和日本等国也在进行。这项工作现在由谢悦波教授等人和研究生们去做，第三代人才已经起来了。

刘先生开创的水文事业后继有人，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刘先生，请您安息吧！